昔日赫赫有名的北平四大名校，为何如今只剩下北大、清华？

清末民初，随着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的不断传入，传统科举考试愈加日薄西山，一批批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半涌现。虽说它们的质量参差不齐，但也不乏影响力巨大，办学质量高的好学校。且不说其他地方，就在当时的北平，就出现了四所“牛气哄哄”的高等院校，它们被称为“北平四大名校”。
这四所学校就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建立的京师大学堂，这也是戊戌变法中仅存的成果，而清华大学的前身则是于1911年建立的清华学堂，燕京大学则首创于1919年，至于1925年才创建辅仁大学，它的前身是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

这四所学校虽然都是赫赫有名，但性质却有些不同。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是国立大学，辅仁大学则是由英敛之和马相伯共同创建的私立大学，马相伯这位像“狗”一样勤恳地致力于叫醒中国的大师，同样是复旦大学、震旦大学等名校的创始人，而燕京大学则是一所教会学校。

我们先从北京大学说起，虽然它前身本就是颇有名气的京师大学堂，但北大真正的声名鹊起，蔡元培先生居功甚伟。在蔡元培担任北大的校长之前，北京大学或多或少还是带着一些旧式学堂的影子。而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抛弃派系偏见，既大胆聘用进步前卫的中青年教师，也重视传统文学的继承发扬。他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整顿，后来广受好评的“教授治校”原则，促进了北京大学向一所真正的现代大学的转变。在他的努力下，北京大学不但成为了一所中国顶尖的大学，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至今仍在教育界振聋发聩的名言，出自第一批庚子赔款留学生梅贻琦之口，他在1931年成为了清华大学的校长。美国提出“庚子赔款”的真正目的我们暂且不提，但它确实为我们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梅贻琦为了清华大学的发展，高薪聘请了国内外一大批知名的学者。他将一个大学的师资力量，提升到了几乎算是前所未有的高度。

至于燕京大学，我们前面提起过，它是一所教会学校。我们也知道，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教会大学是很难成为真正的现代大学，更别说一所一流的现代大学了。而司徒雷登办到了。他在燕京大学任职期间，不但给予了教授讲师们很大的授课自主权，甚至允许他们可以不信教。经过十年的发展，燕京大学终于发展到可以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并驾齐驱的地步，它许多教育方法与理念还得到了清北的学习借鉴。

而辅仁大学的发展，陈垣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29年，陈垣先生出任了辅仁大学的校长，他总共任职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在这段岁月中，他兢兢业业呕心沥血，最终让辅仁大学也享有极高的声誉。

可能有人就会说，既然这四所学校都如此优秀，怎么现在就只剩下两所呢？
众所周知的，在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仍然保存了下来并不断发展，时至今日，它们是全国最为知名的高校，是莘莘学子心中梦寐以求的殿堂，号称中国大学界的“双璧”。
比较可惜的是燕京大学，它在1952年的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中，被拆分给了五所大学，从此消失于历史长河中了。燕京大学的旧校址“燕园”现在也被并入了北京大学，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部分。
辅仁大学同样在这次调整中消失，并入了北京师范大学，而它的校区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北校区。但是在1956年的时候，在台湾的辅仁大学校友们成立了校友会，希望在台湾恢复辅仁大学。于是在1961年，辅仁大学的文学院哲学研究所招收了八名研究生，辅仁大学在台湾就此复校。后来，它在台湾也是得到了不错的发展。
“滚滚长江东逝水”，时间流逝的脚步无法阻挡，朝代都有兴衰更迭，更何况是几所大学呢。但是这几所高校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它们所培养的优秀人才，永远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