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实相生：《刺客聂隐娘》对唐传奇《聂隐娘》的改编之道

《刺客聂隐娘》是一部古装题材的文艺武侠电影，取材自裴铏短篇小说集《传奇》里的《聂隐娘》，由侯孝贤执导，舒淇、张震、妻夫木聪、阮经天等主演，于2015年8月在上映。

当年，侯孝贤凭借该片获得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导演奖，该片也获得了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两岸华语电影奖。可以说，该电影在获得了艺术上的广泛肯定，因此可以作为台湾电影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改编的研究样本。

相对于更加写实的《红线》，较为神异的《聂隐娘》是侯孝贤年轻时就很喜欢的一篇小说。他认为，其中故事较为复杂，想象的空间也更大。侯孝贤在改编的时候极为尊重历史史实，这种尊重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电影剔除了小说中最吸引人的玄幻神异部分，写实性增强。
小说中，聂隐娘四年苦练功夫，达到“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的程度，“以首入囊……以药化之为水。”聂隐娘可以变形，化成小飞虫钻进人的肠中；她还会化尸术，及时将被刺者消尸灭迹；她能用纸剪成驴当坐骑，还有仙丹让人服用免遭病患一年。聂隐娘的师傅送别她时说“吾为汝开脑后，藏匕首而无所伤。用即抽之。”
这个细节电影中进行了转换，改成将羊角刀插于发髻之中做发簪。包括精精儿和空空儿的神奇功夫，以及刘昌裔的能掐会算（神算）电影中都舍弃了，而是将聂隐娘还原成了一个现实中身手迅捷、功夫了得的女侠。

电影唯一保留的一个超现实细节是道术的使用。在小说中，聂隐娘用纸片变成两头驴，和丈夫骑至陈许。在电影中，西域术士利用纸人整蛊术隔空害人。
侯导说：
“尽量写实，幻术的部分就尽量贴近道家。”
另一方面，人物及其关系的设置也较为符合史实。
小说中人物不多有：尼姑、聂隐娘、聂父聂锋、聂母、聂夫磨镜少年、魏帅、刘昌裔、精精儿、空空儿、和刘昌裔的儿子刘纵。这些人物都是围绕聂隐娘刺杀魏帅而展开。电影的故事容量和内涵远超小说，改编使小说变得复杂起来。
1.电影将小说中的虚指“魏帅”落实为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在小说中“魏帅”没有像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一样点明姓甚名谁，根据《旧唐书》记载，和刘昌裔同期担任魏博节度使的正是田季安。
2.增加了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的母亲嘉诚公主，根据《旧唐书》记载，田季安的亲生母亲微贱，远嫁魏博的嘉诚公主将其“蓄为己子”。
3.将小说中身份不明的尼姑设定为嘉诚公主的双胞胎妹妹嘉信公主，而双胞胎公主在唐朝历史上确有其事。

嘉诚公主

嘉信公主
4.嵌入历史事件，如魏博中丞邱绛被害等，再现唐中宗年间藩镇割据之乱象。
尽管侯孝贤已经考虑万全，但在虚构和真实之间还是存在一些裂隙。
首先，电影和史实中的田季安人设反差巨大。
历史上的田季安“性忍酷，无所畏惧”，“惟务侈靡，不恤军务”，异常“凶暴”，还纵情声色……和刘昌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小说中的田帅面目模糊，作者对他的劣迹不置一词，仅仅通过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魏帅的人品。他与刘昌裔“不协”，“以金帛署（隐娘）为左右吏”，并“使隐娘贼其首”。魏帅首先派聂隐娘刺杀刘昌裔，然而刘昌裔对刺客聂隐娘以礼相待，后来魏帅又再三派刺客精精儿和空空儿刺杀刘昌裔，而刘昌裔并不报复，二人的人品高下立判。
所以小说作者不直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其名，而是笼统地称之为“魏帅”，以便对其进行委婉的讽刺和谴责。电影中的田季安并非如此，从与隐娘的多次对决和朝堂上的议事以及其他情节来看，田季安是一个重情、能隐忍，甚至还有一些仁爱之心的人。

其次，电影所虚构的田季安原配角色失真，田季安的四角恋爱关系略显突兀。
经电影改编之后，聂隐娘和田季安之间在青梅竹马期间有过一段婚约，这导致聂隐娘在刺杀田季安的时候没有那么决绝，而是陷入了矛盾之中，这也是推动整部电影向前发展的动力。
电影还增设了两个虚构人物：田季安的妻子田元氏和宠妾胡姬。田季安的原配夫人田元氏，是昭义藩镇元谊的女儿。田元氏武功高强，心狠手辣，颇有政治野心。她对公干涉魏博政务，为娘家图谋藩镇政权，对内找人施展法术加害怀有身孕的胡姬，因此成为电影中最大的反派。

有论者认为，侯孝贤在电影的影响机制中“渗入了女性主体建构与男女平权的现代化思想意识”。从全局来看，电影的政治叙事是建立在以三个女性为支点的基础上：为了大唐统一稳定，嘉信公主派聂隐娘刺杀田季安，聂隐娘出于私情和公义不忍动手，而她刺杀田季安过程中的两大冲突：暗害胡姬和刺杀田兴，都是源自田元氏的暴虐。
承上一点，可以进一步推断，电影编剧将历史上田季安的暴虐，安置在了田季安的原配夫人田元氏身上。这种女性主体的建构倾向和男女平权的倾斜，是否有问题，有待商榷。

最后，对邱绛被埋这一确凿史实的修改是否可行。
在电影中，魏博军将统帅田兴被贬途中遭到田元氏派人追杀的时候，田季安提及当年也是田元氏活埋了被贬的丘绛副使。
《旧唐书·田承嗣传》记载：
“季安性忍酷，无所畏惧。有进士丘绛者，尝为田绪从事，及季安为帅，绛与同职侯减不协，相持争权。季安怒，斥绛为下县，使人召还，先掘坎于路左，既至坎所，活排而座之，其凶暴如此。” 此类历史上非常确凿的史实，在改编的过程中，应该图和处理，该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度，值得探讨。
虚实相生：侯孝贤的改编之道
历史上其实并没有聂隐娘这个人，都是作者虚构的。
《史记》《刺客列传》中有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柯五人的事迹，作者因此将自己笔下的刺客赐姓为“聂”，其用意就是肯定她所继承的就是中国古代著名刺客聂政的传统。

总体来说，小说虚写的成分较多，然而电影中却将虚坐实，最后又实中生虚。对于历史剧中的真假关系，茅盾曾提出“真人假事、假人真事、假人假事”之分。
其后余秋雨又进一步补充：
“真人假事”要符合历史的可能性以及“真人”的性格发展逻辑; “假人真事”中“假人”的性格与这件事要有内在的统一性；“假人假事”要充分符合历史的可能性; “真人真事”不对其中有历史价值的环节做任意改动。
历史真假问题的处理或许也是张艺谋在电影《影》中将时代架空的主要原因。相对来说，《刺客聂隐娘》中的历史人物知名度和观众的熟知度远远不如《影》。《影》中的人物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关羽和孙权等，架空之后可以更为自由地进行艺术想象，也避免了对于真实历史和主流审美的冒犯。
《聂隐娘》的知名度低和受众少，给侯孝贤等人的电影改编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在电影对文学进行改编过程中，如何处理真实和虚构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