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与郭台铭巅峰对决

三十多年前，商界流传着一句话：两个人，一座城，一个时代。
两个人，指的任正非和郭台铭；
一座城，说的是深圳；
一个时代，则是二十世纪80年代。
1987年，工作不顺的任正非，裸辞创业。
从贵州到深圳，成立了一家小公司，只有6个人，做交换机代理。
主要业务就是从香港进口产品到内地，赚取中间差价。
此时，他已经43岁，老大不小的年纪，上有老下有小。
身上还背着200多万债务，离乡远井，背水一战。

（左郭台铭，右任正非）
而这时，台商郭台铭，正走在截然不同的辉煌道路上。
他23岁就有了自己的公司，以量大、低价的竞争优势迅速占领市场，在台湾市场混得风生水起。
不久后，他又大手一挥，斥资1600万进入计算机装配领域，并在美国开了分公司。
1988年，38岁的他来到深圳，开办首家内地工厂，前途无量。
当年，在深圳梅观高速分道口，立着两块标识，左边富士康，右边华为。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这两位大佬的事业命运，是否也如这块牌子一般：
从同一条路出发，通往了不同方向呢？

敬老尊贤，咱们先来说说，比郭台铭大6岁的任正非。
1944年，任正非出生在贵州省镇宁县一个贫困山村。
父亲是知识分子，母亲也是勤劳智慧的中学老师，家里一共7个孩子，任正非是老大。
每学期每人2、3块的学费，就足以让这个家唉声叹气。
一到月底，母亲就要放下园丁的矜持身段，去各家各户借钱度日。
直到高中毕业，任正非都没有穿过衬衣。
大热的天，他还是裹着厚厚的外套。
他说：“同学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可是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
穿着尚且如此，吃饭方面就更要精打细算。
家里子女多，母亲实行严格的配给分餐制。
虽吃不饱，但也饿不死，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
许多年后，集团在第一次激烈竞争中幸存下来，任正非流着泪说：
“我们终于活下来了。”
而在幼时，他就已经深深懂得“活下来”的真正含义。
之后，三年饥荒来临，一家人的日子越来越难。
家境的先天贫寒，再加上时代浪潮的冲刷，任正非从小就生活在风雨飘摇的不确定性中。
但那时候，小小年纪的他还挺满足：
“因为父母都是教师，所以我们的家庭条件算好一点的。
好一点的标志是炒菜可以放盐，这就是我认为最好的生活条件。”
正如他所说：“其实根本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19岁时，任正非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已并入重庆大学），见识到更广阔真实的世界。
毕业后，他先是入伍成为一名基建兵，参与各项工程建设，后转业到深圳南海电子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
光阴荏苒，一晃就到了四十不惑之年。
本是事业稳定，婚姻圆满之际，任正非却家破妻散，身负巨债。
在一次交易中，任正非被人所骗，导致200多万的贷款收不回来。
80年代，人均月工资不过100来块，这百万债务的数额之大，可想而知。
给公司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自己要承担赔付不说，副总经理的位子肯定也不保了。
于是，任正非在43岁高龄，辞职创业还债。
没有不切实际的理想，他一心只想搞钱：
“那个时候已经无路可走，根本没想过不成功会怎么样。”

（任正非）
相较于任正非窘迫的创业处境，郭台铭的起步之路要轻松得多。
1950年，郭台铭生于中国台湾。
16岁那年，他在海事专科学校半工半读。
毕业后同任正非一样服过兵役，而后进入船务公司工作，借机学习到国际贸易相关的经验。
然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落到他们家：
母亲中奖，喜提数十万横财。
郭台铭就用母亲给的奖金去创业，办起一家模具厂。
但由于缺乏经验等各种原因，很快就赔得精光。
被迫无奈，他到一家制药厂老老实实打工挣钱。
在这里，他再次得到命运垂青。
一位香港巨富的千金看上了他，两人情投意合，许下终身。
良辰美景，佳人入怀，郭台铭决定再拼一把事业。
他东挪西借，和几个朋友合资10万新台币，投建电子工厂，生产黑白电视机用的旋钮。
虽然只有15个员工，但23岁的郭台铭信心满满，把营业额做到了每月8万新台币，对未来充满希望。
但成功哪会这么容易。
1974年，工厂遇上石油危机，负债累累。
合伙人胆识不足，嚷嚷着撤了股，独留他一个人艰难支撑。
关键时刻，岳父大人豪气出手70万，帮他度过危机。
郭台铭趁此将公司改制为个人全资，并更名鸿海精密工业。
从这个名字就可看出他的雄心壮志：
“鸿在天，海在地，鸿海就是要做天地之间的生意。”

（郭台铭）

1988年，当任正非还在宝安县的破旧厂房内，抓耳挠腮研发第一款新品交换机时。
郭台铭已成为第一批淘金者，旗下的富士康集团在深圳成立了海洋电子插件厂。
郭台铭把他的客户，按订单量大小，从高到低依次分为一军、二军、三军。
比如苹果、惠普、戴尔等一线国际品牌，都属于一军行列，是他服务的重点。
而重点中的重点，自然是美国苹果公司。
2009年，郭台铭专为这家大客户配备的代工人员，就足有30万之多。
仅靠此一家，公司营收即高达3200亿元新台币。
规模效应带来的巨大空间，在提高自身利润的同时，还能降低工价，进一步吸引各方客户前来合作，其中就包括任正非。
最早期，任正非本来自己做机箱。
但核算成本之后发现，量小利薄，不如交给郭台铭来做。
毕竟他家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加工厂，又便宜又快，久负盛名。
2010年，郭台铭的生意已经做得比他的许多客户们还大。
据当年《财富》杂志的500强榜单统计，郭台铭集团的营业额规模排在第112位，苹果排197位，华为在397位。
郭台铭的代工帝国可谓一家独大，他也渐渐开始厚此薄彼。
在他的客户阶梯中，任正非的“小业务”应该排不上号，无法进入三军之列。
因此，当各军交战时，郭台铭非常“识时务”地选队站边。
2018年12月，任正非长女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美国要求将其引渡。
得到消息后，郭台铭火速宣布终止与任正非的合作。
并且在得知大客户的CEO库克，有意往人口大国印度发展后，亦步亦趋。
他也专门跑去建厂，以便更好地为其提供代工服务。
彼时，正值任正非内忧外患之际。
于外，有外国企业的无端指控；
在内，有女深陷异国软禁。
郭台铭在此时“明哲保身”，果断落井下石，寒了任正非的心。
任正非被逼得焦头烂额，只得把订单转给国内另一家加工大厂比亚迪做；
人心所向，小米手机为表支持，也将业务转走；
其它企业接连响应表态，终止与郭氏的业务。
比亚迪意外得单，喜不自胜，渐渐崛起成为代工业后起之秀，直追郭台铭身后。
郭台铭这边，为讨得大客户欢心，兴冲冲跑去印度，盘算着利用当地低廉的劳动力，再次大赚一笔。
并高调宣称：投入50亿建厂，招100万员工。
然而，黑天鹅疫情爆发，郭台铭的如意算盘落空。
说好的100万，结果只招到1/10。
而且，当地劳动力便宜的代价，是生产效率低下，不好管理。
当初美方承诺给他的建厂补贴，也没有着落。
随着疫情在印度的愈演愈烈，郭台铭不得不关门大吉，悔不当初。

而任正非被他这么摆一道后，深觉自建生产线的重要性。
当即决定自行开发生产线，承担一部分代工业务，不再受制于人。
盘算下来，郭台铭这一招，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丢了几位合作伙伴，多了几个竞争对手。
钱没赚到，人心还失了。
对于决策选择，郭台铭曾有句名言：
大象会跳舞，不是四肢减重了，而是头脑灵活，方向走对了。
无巧不成书，任正非也有一段关于大象的见解：
我们和竞争对手相比，就像老鼠和大象，我们是老鼠，人家是大象。
如果我们保守，像老鼠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那大象肯定一脚把我们踩死了；
但是老鼠很灵活，不断调整方位，就不会被踩到。
头脑灵活是好事，但要保证身体跟得上才行。
俗话说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反过来，再大的野心，也要有相应的实力相匹配，否则就有“身首异处”的危险。

为什么郭台铭在印度的开拓会如此艰难呢？
除了不可控的疫情因素外，还有人的差别。
郭台铭曾公开放言：
“我给中国创造了上百万个就业机会，大家离不开我，是我给大家吃饭的机会。”
此言一出，再次将他推向风口浪尖。
这个机会，是中国工人用超长加班时间的高强度工作换来的。
而印度工人们不吃军事化管理这一套，因此并不“珍惜”郭总给的机会。
在业内，郭台铭素有“暴君”之称。
不少员工形容：进了他的血汗工厂，人就如同机器。
因为流水线上的每一步操作，都有严格到变态的规定。
比如先出左手还是右手，第几秒以什么姿势做什么动作，全用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
有人曾调侃，想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在郭台铭的工厂上班，只要看这个人的眼睛就行了。
如果此人双眼无神，目光呆滞，没有一丝表情，那么铁定是他的员工。
在这里，人被剥夺了一切情感和想法，必须像没有杂念的机器一样，机械地上千次重复相同的动作。
上班时间长，加班时间更长。
极端的高效，给郭台铭带来显而易见的可观好处。
2010年，公司总营收32万亿台币，他的个人财富高达61亿美金，稳坐台湾首富交椅。
与此相辅相成的，是这一年震惊全国的“十三连跳”。
数十条鲜活的年轻生命从高楼坠落，葬送在冰冷的工厂。
为郭台铭的上亿身家，增添了无法抹除的血色。
迫于舆论压力，一向刚硬的郭台铭出面表态：
“我除了致歉还是致歉，除了痛心还是痛心。”

加班风气，各公司历来有之，只是郭台铭没想到，在他这儿，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
曾有人在面试时就问任正非：公司有没有双休？需不需要加班？
对此，任正非的态度很温和：
“对他们，我只是笑，然后客气地请他们离开。”
他认为：欲求安逸，为何还要出来工作？直接窝在家里不就七休了吗？
所以，任正非对待加班这个问题的做法是，与其像郭台铭的员工那样，压力大到舍命；
不如一早就不要招他们进来，从根上免除后顾之忧。
那任总这边是怎么加班的呢？
每个刚进公司的员工，都可以到总务处免费领到一床毛巾被、一张床垫。
这不是给你带回家的私人福利，而是你在公司加班的公用设施。
据内部统计，有70%以上的员工，会自动加班至晚上8点后。
尤其是年纪轻轻的单身狗，没有娱乐、没有对象，索性把精力折现换钱。
累了，就在工位下铺开垫子，蒙上薄被休息；
醒了接着干，还省了通勤的时间。
这就是华为有名的“垫子文化”。
同样是艰苦奋斗的高负荷工作，为什么有的员工愿意，有的却想不开呢？
2015年，有人在论坛发起过一个投票，在十家中国知名企业里，票选出你想主动加班的公司。
最后，任正非的公司以207票高居榜首。
任正非对此的诙谐解释是：
我们的员工爱加班，是因为分赃分得好。
集团员工只要入职一到三年，就可以视业绩情况，为其发放虚拟股票，参与业绩分红。
所以，对比来看，压力大不是重点，关键是收获是否能与之匹配。

说到匹配，任正非和郭台铭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跟他们的第一段婚姻，都不太圆满。
任正非曾真心疑惑：
“她是个很叱咤风云的人，能看上我，我真的不理解。
她是天上的白天鹅，我是地上的癞蛤蟆，她怎么就看上我了。”
他口中的“她”，就是第一任妻子孟军。
孟军是四川前副省长的女儿，书香门第，大家闺秀，相中了勤学努力的任正非。
她不顾家里人，尤其是父亲的强烈反对，坚决和任正非走到一起。
婚后两人有一儿一女，长女孟晚舟，长子任平。
为了照顾儿女，孟军忍痛放弃优渥的工作机会，回家当起了全职主妇。
而任正非在部队兢兢业业、不温不火地干着，后来在岳父的引荐下到深圳发展。
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让两人共同话题越来越少，曾经的崇拜爱慕，都在柴米油盐的消磨中稀释殆尽。
终于，在任正非被人算计欠下200万巨债后，两人的婚姻走到尽头。
这一年，任正非43岁，离婚加负债。

（孟军）
再来聊聊郭台铭的第一任妻子林淑如。
她是台北富商的千金小姐，医学院校花、药学系高材生。
而当时郭台铭只是一个穷小子，专科学历。
两人在制药厂相识，很快干柴烈火，谈婚论嫁。
天下父母心，林淑如的父亲一开始也是百般阻扰，甚至用断绝关系相威胁。
后来，心疼女儿跟着郭台铭温饱不济、挨饿受冻，才逐渐转圜态度。
接受了这门亲事，并在之后以70万资助女婿创业。
夫妻俩鹣鲽情深，育有一对儿女，好事成双。
可惜天不假年，就在郭台铭创业大成、衣食无忧时，林淑如却在55岁患癌去世，留下郭台铭悲鸣：“老天对我不公。”
这是2005年，鳏夫郭台铭55岁，身家百亿。
短短3年之后，郭台铭再婚，迎娶比他小24岁的舞蹈老师曾馨莹，生下两女一子。
2021年，47岁的曾馨莹身着裸粉色长裙，窈窕坐于郭台铭怀中。
她一手挽在丈夫肩上，一手握着香槟，甜美含笑，配文庆祝结婚13周年纪念日。

（郭台铭和曾馨莹）
而另一位也没闲着。
在打拼事业之余，任正非结识了比他小30岁的第二任妻子姚凌。
据说，姚凌本是他的秘书，因日久生情，而携手相伴，后诞下一女姚安娜。
任正非对小女儿十分宠爱，全力支持她往娱乐圈发展。
甚至以集团名义帮她注册“姚安娜”商标，其爱女之心可见一斑。
传言，任正非还有第三任妻子苏薇，也是秘书出身。
但信息甚少，十分低调。
看来两位商界大佬的桃花运都不错，先有佳人相助，后有娇妻陪伴，事业爱情双丰收。
与此同时，已不再年轻的两位创业者，对集团接班人的选择也日渐提上日程。
最先发声的，是郭台铭，在二婚之际，宣布退休。
郭台铭在婚宴上宣布，将捐出四百多亿的九成个人财产，作为公益之用，并感慨：
“我现在不担心钱，我担心的是健康。”
58岁即如此关注身体，想必确实想好好颐养天年。
意外的是，继承者不是他的任一子女，而是跟任正非的集团一样，采取董事长轮值模式，交棒给新任董事。
不过，郭台铭退而不休，依然位列公司董事名单中，在幕后把控全局。

任正非这边的人选就清楚得多，虽然没有发布任何退隐计划。
但从一系列人事变动中，仍可窥见端倪：
1993年，女儿孟晚舟进入集团磨练；
2003年，她主导建立公司财务架构；
2007年，她推行精细化管理变革；
2014年，她领导负责公司数据优化。
每一步，孟晚舟都在走向集团权力的核心。
2018年，任正非辞任公司副董事长，由女儿接任。
紧接着，最新消息：2022年4月2日，集团CEO孟晚舟担任轮值董事长。
任正非的千亿集团，属意谁来继承，似乎不言而喻。
但今年已78岁的他，依然豪情万丈：
“我哪一天退休，取决于接班团队哪天不需要我了。
在此之前，我会继续为公司奉献我的时间，哪怕最后牺牲自己也在所不辞。”

2021年4月，《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发布，任正非以12亿美元资产上榜，远输于身家70亿美元的郭台铭。
单以个人财富来看，任正非不敌郭台铭；
但从思想觉悟来说，又见不一样的高低。
郭台铭作为狠人代表，霸气认为：
“对任何组织而言，最重要的是领导层，而非管理层。
领导者必须具备为了大众利益，而充当独裁者的决断力。”
任正非也以狼性著称，但他却说：
“一个人再有本事，也要得到所在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同，才能有机会。”
有句话说得好：观念决定态度，态度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人生。
两位从深圳崛起的制造业大亨，因观念的不同，而走出了全然不同的生命轨迹。
其中关窍，值得细想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