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正年轻》收官：谱一曲青春赞歌，写一部航天史诗

文丨云飞
“导弹不上天，绝不谈恋爱。”在小荧屏被古装宫斗权谋霸占的当下，聚焦新中国初期“两弹一星”研发历程的《那些年，我们正年轻》，算得上“勇敢的逆行者”。

半个世纪前的“大三线”故事，能否被90后和00后年轻人所接受？没有流量明星与IP护体，浓厚的时代色彩能否得到观众青睐？用怀旧情怀讲述青春与理想，又能否在“妖气”“阴气”“脂粉气”的氛围中，升腾起正气、豪气和阳刚之气？

在竞争激烈的暑期档划出漂亮的市场弧线，《那些年，我们正年轻》完成了题材与内容的双重逆袭。剧集在北京卫视的收视率一直稳居CSM52城TOP 3，腾讯视频独播日播量也在日播榜前三。“没想到有一天，竟然会追看造火箭的电视剧”，是网友对《那些年，我们正年轻》的生动评价。
在《那些年，我们正年轻》收官之际，众专家与业内人士齐聚一堂，从思想艺术、价值取向、人物塑造、剧本创作、演员表演等全方位进行梳理——这部直抵心灵的艺术盛宴，是一曲青春赞歌，是一出热血大戏，也是一部航天史诗。
敏感度高 复杂性强 政治性突出，“大三线”故事呈现航天断代史
距今已有53年的三线建设，对90后与00后来说相当陌生。尚处在内忧外困的新中国，国际形势严峻、国内运动起伏，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核打击，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集体从大城市迁往中西部，新中国经济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就此拉开序幕。
《那些年，我们正年轻》正是以三线建设为故事背景，展现一代年轻人为“两弹一星”奉献青春的动人故事。在动荡不安的大时代，不同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从五湖四海相聚在偏远地区，只为研究出“国之利器”。在投身国防建设的历史洪流中，个体的悲欢离合与爱恨情仇，与波澜壮阔的时代拥有了美妙的协奏曲。

正如制片人铁佛透露，《那些年，我们正年轻》以三线建设为创作母题，在当下的影视作品语境中有极大风险。而在以往，聚焦三线题材的大多是纪录片，如《三线风云》《大三线》等；或是从领袖视角来发现，虽有宏观历史的高屋建瓴，但却缺乏有血有肉的鲜活故事。
《那些年，我们正年轻》要做的工作，就是用符合普罗大众审美需求的艺术创作规律，来呈现出波澜壮阔的航天断代史。题材的特殊性，成为《那些年，我们正年轻》第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

“毛主席决策三线建设后，说过一句话，‘将来我骑着毛驴，也要到三线看看’，由此可见其重要性。驾驭三线题材，需要对新中国历史背景有相当把握。”中国作协全委、理论批评委员会主任范永戈表示：“难点显而易见。第一个是三线建设涉及保密性，解密到何种程度，如何影像化呈现，都费思量；第二个是不能回避文化大革命。”
《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袁新文秉持同样观点，在他看来，敏感度高、复杂性强、政治性突出的三线建设题材，牵扯到军工与文革，仅在技术处理上就很有难度，同时也很有意义，“我国航天发展史历经风云，从侧面来说，它不仅是航天断代史，也是给共和国立传的断代史”。

与其他大三线作品的区别在于，《那些年，我们正年轻》并非持否定甚至批判态度来呈现，而是从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角度出发，恢复了大三线的本来面貌，因此是大三线题材中的里程碑。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晶”，昂扬青春是击穿代沟的最美情怀
鲜为人知的是，《那些年，我们正年轻》在诞生之前，有了超过四年的打磨筹备期。仅剧本修改，就经历了三位编剧多次修订。
总制片人铁佛在研讨会上透露，《那些年，我们正年轻》的创作雏形，来自于名叫《大三线》的剧本，剧中人物来自于工人、农民、军人、地主等不同成分家庭，独特视角让铁佛眼前一亮。为修改过于悲凉的结局，铁佛先后找过两位知名编剧操刀，但都因缺乏生活体验而作罢，直到遇到编剧王之理。

曾有火箭兵服役经历的王之理，对三线建设了熟于心；编剧作品《情满四合院》工于描绘普通人的内心世界，尤擅在时代变迁中展现人物情怀。重新修改过后的《大三线》，拿到慈文传媒董事长、总裁马中骏手上时，后者当即拍板，“我哭了好几次，这个戏我一定要拍”。
打动马中骏与铁佛的，正是《那些年，我们正年轻》里热血澎湃、理想激荡的青春岁月。如果说《情满四合院》传递给观众暖流，那么《那些年，我们正年轻》则是一股热流，让观众充满热血、激情澎湃。剧集中，研制导弹历经的千辛万苦、导弹上天的喜极而泣、火箭发射的欢欣雀跃，都足够让人心驰神往。

为什么《那些年，我们正年轻》能让今天的年轻人感动，引发老年人对过往岁月的缅怀与感叹？在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看来，根本原因在于“青春永不过时”：“青春的力量绝非是写青春偶像。青春的价值是为国为家奉献牺牲，它的光彩到今天依然感动我们所有人。如果青春是人生当中稍纵即逝的生理阶段，那就沦为了‘抓住青春尾巴’的挣扎。”
正如原总政艺术局局长、文艺评论家汪守德所言，《那些年，我们正年轻》是一部弥漫着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品，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晶”，真实、生动、准确地揭示了一代人的精神特质：“向晴签生死状的情节特别打动我，《那些年，我们正年轻》反映了国家的面貌、时代的精神、军民的气概、民族的情怀。”
人物经历与时代历程水乳交融，特殊年代人物群像赋予历史感
一部“带着镣铐跳舞”的主旋律作品，却能描摹出动人的时代风貌，靠得是独特的家国情怀。研讨会上，专家把《那些年，我们正年轻》与《无问西东》对比——后者虽然是为清华校庆拍摄的“订制”电影，但与《那些年，我们正年轻》一样，有凝聚人心、振奋国民的时代精神。

对主创而言，让时代精神落地，使故事鲜活可感，难度可谓不小。要知道，倘若使得人物经历与时代历程水乳交融，那么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家国情怀，最终又沦为社会政治历史的无聊背景板。
塑造清晰可感的典型人物，让性格有层次、有发展、有缺憾的人物错步上台，成为《那些年，我们正年轻》的创作秘籍。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戴清分析张利军人物特征：“年轻时，张利军贫嘴没正形，有冲动、浮躁、任性的特征，以至于升职失败有些自暴自弃；但另一方面，他能力突出，责任感强，有顾大局的大气；等到改革开放的军转民后，张利军思想观念的开放与进步，又体现出来了。”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丁亚平也表示，接地气而不流俗的人物塑造，让有缺陷有优点的性格呈现完整与统一：“在女性角色方面，向晴热情而直接，身上没有虚情假意，没有高官子女的矫情和距离感。当她突然离我们而去时，这样的牺牲才会让我们格外扼腕叹息。”
集体澡堂、拔河比赛等生活场景的渲染，浓墨重彩地还原了大三线生活图景，让人物在日常生活的途径中，完成了艺术氛围的塑造。正如原总政艺术局局长、文艺评论家汪守德所说，“正是在频繁的生活细节与世界当中，《那些年，我们正年轻》在强烈的叙事性前提下，完成了艺术性的呈现”。

谱一曲青春赞歌，唱一出热血大戏，写一部航天史诗，正是通过人物生命经历与航天事业发展历程的浑然一体，人物命运与大三线命运实现了高度的一体性，让特殊年代人物群像赋予剧集历史感。